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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治学:当代困境与路径选择

余宏亮

  摘要:教授治学是西方大学历久弥新的民主治校理念,补充了我国大学校长治校传统的不足。相关法律法规缺失、学术制度供给不足、“双肩挑”现象严重、纯粹学术权力弱化是我国教授治学施行困难的集中表现。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实行教授委员会制度、深化高校教育职员制改革、引导纯粹学术权力回归是教授治学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教授治学;学术权力;民主管理

  教授治学是指大学内部以教授为主体的学者社群参与学术事务决策和管理的经营理念和治学模式。作为西方大学的一种传统理念,教授治学至今仍是现代大学民主管理努力追求的目标。现阶段,我国高校教授治学应遵循着怎样的演进轨迹?实施中的主要困境是什么?实现教授治学的主要途径有哪些?这是笔者主要研究和讨论的话题。

  一、教授治学理念溯源

  考察西方大学发展史,教授治学理念萌生于中世纪的巴黎大学,随着大学职能的演进和教授权力的分化而逐步明晰。早在中世纪,教授治学理念在大学中基本形成。“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的传统高等教育系统中,……教授行会权威在大学中占统治地位。在运行层次上有大量的个人权力,各学院的教授对学部和大学这两个层次施行学院制控制。”[1]基于知识占有的话语权,中世纪大学的高级教授享有课程内容选择、教师资格认定、学科专业设置、学术研究自由等治学权力,甚至对一所大学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进入19世纪,教授治学权力在德国讲座制中得到强化。生成于19世纪的德国大学讲座制使高级教授的权力几乎达到极致。讲座教授是他们所在学科领域开设讲座的唯一负责人,独立掌控教学、研究、招生、招聘、经费事务。“学校对学科中的讲座教授并无直接的行政管辖权,除了提供充足的经费和必要的设备,以及选任适当的人员之外,没有其他的义务和权力。”[2]内蒙古快3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期,治学权力在美国学系中由教授个人独占转向学者社群共享。这一时期,美国大学治理效法德国并推陈出新,消除了一个讲座教授终身代表一个学科领域的高度垄断状态,创设了由高级教授轮流担任系主任的学系体制,成立了最高权力机关——教授会裁决重要学术问题,吸纳部分教师代表参与学术事务,开创了治学权力由学者社群掌控的格局。

  20世纪以来,教授治学理念在西方大学中不断创新发展。随着大学职能的拓展、学科专业的分化和民主观念的深入,在欧美和日本的一些大学,出现了以教授为中心的教授自治会向由教授、职员、学生和国民代表共同参与的社会自治形式过渡的迹象,为教授治学的理念和制度安排注入了新的内涵。纵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教授治学理念的生成经历了特定的观念演进和制度变迁。首先,教授治学在我国传统上不具合法性基础。中国传统官学机构实行官师合一、政教合一,教员聘任和教学科目由政府管控,学校内部管理权力由最高行政长官掌控;兴于隋唐废于晚清长达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更是强化了教育领域的“官本位”意识。其次,教授治学理念肇始于民初颁布的《大学令》。此令借鉴德法和日本教授治学思想,规定“大学应设评议会和教授会,教授拥有学校事务的决策权,校长总辖大学全部事务,学长主持一科事务”[3],即校长综理校政,教授分享治学权力。再次,教授治学初现于蒋梦麟在北京大学的创新性实践。1931年,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将其前任蔡元培的“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治校理念,发展为“教授治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学生求学”治校模式,并为梅贻琦校长对清华大学的改革提供了样本。最后,教授治学在当代是对校长治校的制衡和补充。为协调大学中以校长为代表的行政机构与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组织二元化权力结构系统的矛盾,近年来一些高校就施行教授治学制度做了有益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校党委领导、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教授治学的当代困境

  实施教授治学是优化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的关键环节,是现代高等学校实现民主管理的重要途径,是构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应然要求。因此,探明教授治学的当下困境是廓清我国教授治学实践进路的重要前提。

  1.相关法律法规缺失。在国外,教授治学法律依据较为充足。如美国《宪法》、《合同法》等一系列法律明确规定了教师的权利和义务,《教师手册》、《全美大学教授协会指南》等一系列约束性文件界定了教师的自由和责任[4];德国《宪法》规定了学术自由作为基本权利受到保护,《高等教育总法》又明确地将研究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作为三大学术自由进行保护[5];《日本学校教育法》对教授会的权利义务、组织形式、职权范围等做出了明确规定[6]。相比之下,我国教授治学法律依据不足。《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教师法》在教师享有的权利中明确规定:“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或其他形式,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可见,我国现行法律对教授治学只是一种原则性许可,既没有明确的保障性措施,更没有明晰的禁止性规范。因此,相关法律依据的缺失造成教授治学难以施行。

内蒙古快3  2.学术制度供给不足。随着科层制的完善,大学行政管理制度日益强化,而大学内部的学术制度尚处于供给不足状态。这种制度供给不足包括绝对供给不足和有效供给不足两个方面。绝对供给不足是指相关学术制度缺失,在处理特定学术事务时无章可循、无据可依;有效供给不足是指现有学术制度内容不适切、不完善,缺乏指向性和可操作性。前者表现为我国学术制度体系尚处于断裂状态。如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缺乏协调机制,教授治学缺乏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和运行载体,还没有制定出可操作性的保护学术自由的制度规范,教师聘任制中违约责任追究没有统一明确的规定等。后者表现为我国现行学术制度缺乏效力。如教授聘任及考核制度存在重量轻质倾向,学术活动专家遴选同行比例不足,学术评价制度行政尺度侵蚀学术标准等。因此,学术制度供给不足是教授治学难以推行的制度障碍。

  3.“双肩挑”现象严重。所谓“双肩挑”,是指大学中部分人员既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扮演行政领导和学术权威双重角色的一种制度现象。它在为我国大学建立开放型管理干部流动机制方面做出贡献的同时,也日益暴露出其固有的弊端。“双肩挑”人员一部分是学而优则仕的教师,他们“既是学者,又是管理者,多重身份往往使他们承载着沉重的负担,严重的后果是有可能模糊他们首先应当是一个研究者的立场”[7];另一部分是后天“逆向”获取专业技术职称、介入教学科研工作的管理者。他们追求秩序和效率,习惯于从管理的视角、用科层的方式行使权力,既有可能侵蚀学术的自由和平等,又有可能利用自身的权力和影响谋求更多的学术资源。从时间和精力上看,无论是来自学术背景,还是出身行政系统,“双肩挑”人员都要在他们的思维里循环切换角色,在有限的时间内兼顾行政和学术事务。长此以往,将助长学术权力行政化与行政权力学术化倾向,增添学术乱象,滋生学术腐败。正如所有的制度都有自我增强机制一样,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双肩挑”现象也会遵循路径依赖原则,势必蚕食纯粹学术人员参与民主治学的制度空间。

  4.纯粹学术权力弱化。纯粹学术权力是指大学里不担任行政管理职务的学者社群拥有的参与学术事务的权力。由于缺乏充足的法律依据、有力的制度保障、畅通的参与渠道和民主的决策权利,高校纯粹学术权力弱化现象日益严重。首先,纯粹学术人员的学术地位不高。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8],目前学术人员参与学术事务管理尚处于表层,一方面表现为参与比率偏少,譬如,校院(系)以及行政机关的两级行政领导跻身于各种学术机构,没有行政职务的教授、学者或专家缺乏参与学术事务的机会和资格;另一方面表现为参与力度不够,譬如,在大学教师招聘的过程中,一般情况下,纯粹学术人员身份的参与者大多数只停留在应聘者的试讲阶段,很难进入更深层面的讨论和决策行列。其次,基层学术组织的学术权力微弱。“大学是一种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的特殊机构”[9],思想与创造不能由行政部门向下推行,只能由专家学者向上渗透。但我国大学长期以来形成了严重的科层管理模式,学术权力主要集中于上层,基层学院或学术机构并没有多少实质性学术权力。可以说,纯粹学术人员治学渠道阻滞,学术决策权力重心居高不下,是我国教授治学制度难以实施的又一困境。

  三、教授治学的路径选择

  教授治学既是一种权力,更是一种责任。权力的实现需要法律的刚性保障,责任的履行需要制度的约束规范。针对前述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实行“教授委员会”制度、深化高校教育职员制改革、引导纯粹学术权力回归,是顺利实施教授治学的有效路径。

  1.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在日益民主化的社会中,法律是维系社会稳定基础和准绳,否则,一切制度都有可能改变初衷和原有轨迹运行的危险。同样,教授治学的实施也必须有一系列权威性、配套性和强制性的法律法规保障。因此,在我国《高等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著作权法》的修订过程中,有必要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立法经验,细化大学教师的权利和义务、自由和责任;明确教授治学的组织形式、职权范围、运行方式、保障措施和约束条件;界定教授委员会的咨询、审议、决策等职能;理顺教授委员会与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层级关系;细化教职工代表大会运作规程,强化其民主监督和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职能;增加对学术不端行为的界定和治理条款,保护学者社群的知识产权,优化大学学术生态,为教授治学提供充足的规制依据。

  2.实行“教授委员会”制度。基于人的“有限理性”和“自利倾向”,社会制度的设计和供给不可或缺,学术领域亦是如此。因此,要完善教授制度,为教授参与民主治学提供组织载体。在操作层面,应先在基层院(系)设立教授委员会,以扩大基层学术人员参与学术事务管理和决策的学术权力,促进学术民主的实现;在校级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等学术组织中,应增加教授、专家、学者的比重,逐步淡化行政色彩、排除非学术因素干扰;待条件成熟时,再行设立校级教授委员会或评议会,并不断完善其配套办法,如教授委员会成员遴选办法、教授委员会议事规则、学术评审回避制度、学术评价复议及投诉细则等激励约束制度,确保教授治学的规范性、民主性和公正性。

内蒙古快3  3.深化高校教育职员制改革。鉴于“双肩挑”制度倾向于强化“学官一体”、有可能滋生学术腐败,深化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的“教育职员制度”改革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实行“高级行政人员学术化、一般行政人员职业化”不失为一种务实之策。对于与教学、科研、研究生教育等工作密切相关的管理岗位,应从具有教学科研经历和较强管理能力的学者中选聘。受聘为业务性较强的教务处长、科研处长、研究生处长(院)等职位,任期内不宜兼任专业工作,以保障对管理工作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对于教学、科研、研究生教育等部门的副职和其他部门职位要严格控制“双肩挑”岗位设置,逐步实现机关管理人员职员制。同时,高校职员制度的设计和实施要建立专业技术队伍与管理队伍“立交桥”,在制度创新中兼顾各方利益,促进高校职员制度改革顺利推进。

  4. 引导纯粹学术权力回归。借鉴国外高校的成功经验,我国大学在规避学术权力行政化和行政权力学术化两种不良倾向的同时,应赋予纯粹学术人员和基层学术组织更多地参与学术事务的管理机会和决策权力,如参与教学计划的研讨和制订、学科专业的设置和调整、学术人员的招聘及考核、学术课题的申报和评审、学术成果的鉴定和评奖、职称晋升的评审及监督等,力图多数管理与决策在民主参与、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为教授治学提供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制度空间。

  参考文献

  [1]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38.

  [2]P·波丢.人:学术者[M].贵州:贵阳人民出版社,2006:142.

  [3]蔡磊砢.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教授治校”制度:困境与变迁[J].高等教育研究,2007(02).

  [4]张意忠.论教授治学[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6:120.[5]周光礼.学术自由与社会干预——大学学术自由的制度分析[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203.

  [6]张意忠.教授治学:大学内部治理模式[J].航海教育研究,2008(01).

  [7]缪榕楠,谢安邦.教授权威的历史演变[J].高等教育研究,2007(01).

  [8]向东春.大学学术人员在学术事务管理中影响力的实证研究[J].教师教育研究,2008(05).

  [9]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3,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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