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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市场经济的功利性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

靳玉军 余宏亮

  摘要:作为整体社会的驱动性力量,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不断地改变着国家和个人的生活图谱。然而,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功利特征,正将文化与教育的发展推向持守本真与流于异化的十字路口。在向左转还是向右转的争辩与抉择中,持守文化与教育的本真似乎已显得力不从心,而拒斥其走向异化的道路亦呈现出了重重阻障,市场经济的功利性正日趋强化着文化的商业化、教育的消费化、教师的世俗化。这深刻影响着优秀文化和优质教育的传承与弘扬,亟待以冷峻的眼光向内挖掘,以清明的头脑正本清源,以务实的方略防微杜渐。

  关键词:市场经济;功利性;文化;教育;教师

  中图分类号:G6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8425(2014)12-0138-05

内蒙古快3  市场经济的发展犹如一把双刃剑,在解放个人消费欲望、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国家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赋予消费主义价值观合法化地位的同时,却走向了功利性的深渊,使得社会在只顾当下的近景式发展中显得平庸。放眼为社会所裹挟的文化与教育领域,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书不再是精神陶冶的圣典,而是赚取生计的工具。总而言之,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功利性,犹如一个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使我们的学校在追问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的过程中,逐步滑向文化的商业化、教育的消费化和教师的世俗化的窠臼之中。人之为人的安身立命所需要的精神建构、公共关怀与价值诉求,如飘零之花般付诸东流。

  一、市场经济的功利性诱致了文化的商业化

  在1970年代中后期,我国逐步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整个社会逐步迈入了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时代。在这一进程中,由于国家体制的默许与市场逻辑的助推,商业色彩浓郁的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并在科技与传媒的唱和下独占了市场的最大份额。相形之下,由于大学的普及化与文化的商业化,知识分子大多被吸纳进现代知识的分工体制,精英文化的批判空间与市场份额大幅压缩。如果说在1980年代,还存在一个以文化精英、思想领袖为主体,以公共性、跨领域为话题,以若干著名杂志、庞大知识公众为网络的公共文化空间的话,那么19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国外局势的骤变,原先统一的知识疆域被分割成了纵向专深、横向区隔的蜂窝状专业领地,不同学科之间不再有共同的语言、论域与旨趣,人们的公共文化生活出现了严重断裂,取而代之的是知识体制的专业化与文化生产的商业化这两大趋势。就前者而言,国家体制的资本扩张与利润诱惑,诱致了众多原来活跃在公共文化场域的知识分子转而栖身于知识体制的内部并强化了岗位意识;进入学院生活内部以后,他们也不再像以往那样依据兴趣爱好来思考、写作与发表,而是在学科专业标准的规训与范式之下,致力于产出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产品,并且按照既定的学科等级评价制度,不断追逐更高、更多的文化资本与专业权威。就后者而言,知识体制以外的文化生产也被迫纳入了市场的轨道,以往知识分子或者为神圣使命、或者为护佑真理、或者为表达自我而书写与言说,如今市场只要求作者按照文化消费者的欲望而思想与生产,并且依循市场的规则进行文化商品的流通与分配,于是在以媒体为中心的文化市场诞生巨大需求的基础上,催生了一群遵循隐蔽的市场逻辑、批判时带有商业动机、迎合市场消费偏好的媒体知识分子[1]31-33。上述两种趋向,表面上看,一个远离市场,一个贴近市场,似乎分别处在钟摆的两端;但在表象的背后,二者均为同一个世俗化的市场法则所支配。在文化生产领域,知识本来所具有的超越性被切断了,被切割成一块块自洽的领域,它们不再向世界和社会提供意义,彼此之间再也没有了价值关联。诚如许纪霖所言:“在国家体制与市场逻辑的奇妙结合下,90年代以来的中国一方面是严肃的、批判的公共空间的真实消亡,另一方面却是虚假的公共生活的空前繁荣:遵循商业逻辑的媒体知识分子活跃其间的公众消费文化的膨胀和以技术专家面貌出现的专业知识分子为主宰的媒体盛况。在技术专家与媒体明星的二重唱中,形成了以技术化和商业化为主调的世俗意识形态。”[1]32-33

  这种世俗的意识形态,突出地表现为大众的消费文化取代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而占据了公共舞台。所谓大众的消费文化,是指依托商品经济市场与现代传媒技术,以遵循市场逻辑、追求经济利润为生产目的,以大众的欣赏品味、思维方式,大众的认知水平、审美偏好为生产标准的一种文化形态。诚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文化形态是一种‘反审美或后审美文化’,是一种‘视觉和听觉文化’,是一种消费文化;它消解崇高、消解意义、消解精神,摧毁传统文化的审美规范,使文化从一种‘教化工具’和审美形式,逐渐过渡为一种大众娱乐方式和消遣方式,使文化产品日益蜕变为‘消费品’,从而将一切文化行为和文化经验统统推入商品的洪流”[2]。无独有偶,也有论者认为:随着科技、文化的发展,知识迅速积累,知识分子群体因分工而分化了,文艺复兴时期“百科全书式”的大师已不复出现,“精神偏瘫”的知识者却产生了。特别是现代科技作为生产力在经济活动中所发挥的直接功效和所获得的巨大实利,酿成了急功近利的社会价值取向,不仅导致了科技知识分子的片面发展,而且造成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失落[3]。如此一来,“中国的文化主流突然离开了‘五四’以来近百年的思想、美学与文化传统,人文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金钱、资本,创造、风格、艺术被策划、工艺操作所替代,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4],此前占主导地位的精英文化的认知功能、审美功能、教化功能,遭致大众文化的读图看像、感官刺激、消遣娱乐等诱惑而消解殆尽。更有甚者,在新闻媒体逐步向市场开放以后,商业利益驱动下产生的媒体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消解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主流文化艺术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可以通过政治化、教条化的刻板说教方式让受众接受,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必须适应市场机制的运行规律,考虑市场的需要,贴合大众的口味”[5]

内蒙古快3  如上所述,市场逻辑裹挟之下的文化生产的商业化,无疑也在恶化着学校教育的外部环境、瓦解着教育教学的正向功能。毋庸置辩,学校教育总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文化生态中展开的,置身于功利、消闲、娱乐、刺激等观念之中的教师与学生自然也无法摆脱实用逻辑的笼罩。于是,我们时常会看到,在课程安排中,弱势科目因为“实用性”不强,要么在课时上被压缩,要么被所谓的“主科”侵占,甚至名存实亡直至被取消,由此造成了任教“副科”的教师处于边缘位置;在课堂教学中,个别教师甚至大肆宣扬功利观点,学生出于升学竞争的考虑往往“留一手”而不愿与同伴分享自己的思路与方法,由此造成了教育目的的扭曲与市场人格的生成;在学校文化中,为生源而战、为分数而教、为胜出而学、为绩效而管、为升学而拼,已潜入到人们惯常的集体无意识结构之中。学校场域表面上呈现出一派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生动幻象,而实质上传达的是市场逻辑挟持下的“教育达尔文主义”:冷酷、偏狭、汰选、唯我与势利。如此一来,教育作为立根培元的“树人”善业、教学作为氤氲化生的“育人”志业、教师作为解惑释疑的“成人”事业,均在不知不觉中被遗忘、被异化了:人的身体工具化了、人的心灵驯顺化了、人的行为也市场化了。

  二、市场经济的功利性催生了教育的消费化

  不可否认,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浪潮中,社会基本上确立了现代性的消费导向,这一生活导向正影响着当代人的生活方式、精神形态与价值归宿。事实上,满载功利性的市场诱惑,正以一种细致入微的方式契入人的意识结构,进而占据了或剥夺了人的价值反思意识。这种日益形成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正在激发、生产与再造着个人的消费欲望,它志在把个人塑造成一个兼具消费者与被消费者双重属性的存在:作为消费者,人的生存目的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人对生活价值的选择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偏好,就如同选择一件消费品一样,人自由地决定如何处置自己的精神、身体与道德,如此一来,人的生活价值与社会责任的内在关联,被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望删除了;作为被消费者,人变成了如同商品一样的社会消费物,需要不断地提高自己被消费的性能,而被消费性能的提高意味着能够获得更大的个人利益[6]39-55内蒙古快3。也就是说,人在消费社会产品的同时,也在被社会消费着,而且人的工具性能越强,就能拥有更为广泛的适应性。进而言之,在消费社会中,人的消费水平往往被标示为人与人品质的差异,因为一个人的成功常常与他获得的消费能力以及他被社会消费的程度有关,而这种能力和程度又时时被放大为人的素质与能力的差异。于是,成功的消费者形象就顺理成章地被设定为社会成员竞相效颦的理想目标。非但如此,这种成功的消费形象还逐渐变成教育在设定人才培养规格时的重要参照。

  诚如前述,消费社会对人作为消费主体与消费客体的身份设定,潜在地勾画了学校教育所培养的人的形象。也正是这个原因,学校教育愈加注重儿童在未来进入消费社会时消费能力的培养,这就意味着学校首先要把儿童培养成为一个富有工具价值的被消费者。为达此目的,学校致力于把自身变成一个消费市场、专业卖场与课程超市,把学生塑造成为将来被社会机构、人才市场消费的特殊性商品。学生的被消费性能越好,未来获得的经济回报也就越丰,进而他作为消费者的购买能力也就越强,于是社会就认为他的个人素质以及培养他的学校的社会声誉也就越高。不可否认,学校教育具有社会、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工具性价值,然而,这些并不是学校教育价值的全部内涵。有论者认为“学校还有实现人的精神建构、价值诉求,为学生提供成长的机会、可能的路径与发展的经历的、特殊的、专门的教育生活的境遇”等内在的价值[6]27。当我们片面地强调前者时,学校往往就成了实现外在价值的工具。实际上,这在我们尘封的记忆中依然还存在着诸多鲜活的例证:比如,当国家强调阶级斗争、思想改造、上山下乡等政治性因素时,批斗阶级敌人、接受再教育、实现又红又专,就成了学校的教育任务;比如,当政府把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时,培养训练“经济人”、推进教育市场化、实现教育资源商品化,也就成了学校的发展内涵;再比如,当社会把结构转型摆在突出位置时,调整人才培养规格、对接经济产业结构、开设职业生涯教育,又成为了学校改革的实践指南,等等。这些政治性、经济性、服务性的要求,使得学校教育在外在工具性功能被消费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从而迷失了它出发时设定的、原本要到达的目的地。

  也许,我们根本就没有承认或理解学校教育还有内在化的、精神性的、价值上的本然追求,而是一味地认同人是社会的被消费者,学校因此要依据社会的需要来生产这个被消费者。既然学生是未来社会的被消费者,社会需要他有什么样的性能,学校就塑造他什么样的品质;社会需要学校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学校就努力展现什么样的行为;社会需要教师以何种方式被消费,教师就顺从地按照指定的方式献出自己。这样,不管是大学,抑或是中小学,俨然变成了国家政治的权力派出机构、社会需求的产品加工车间,他们践行的是上级的权力意志,而不是本身追求的超越价值。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强调教育抑或学校的独立性,既不是使之游离于国家的公共生活之外,也不是让它外在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而是旨在重申除此之外教育还有它自身独特的终极价值。一如有论者所分析的那样:称作学校的机构是公共性的,它属于公共领域中的公共实践机构,它与社会在功能意义上存在着广泛的联系,但它所直接接纳的是受教育的儿童,它的价值关系是建立在它作为引导价值与敞开着精神建构的个体人格的儿童的关系,它首先要满足价值需求主体——人的价值需要,而且学校作为教育人的机构,它也只能在培养与引导人的自我发展上实现教育价值[6]28-29。反过来说,如果教育仅仅作为满足政治、经济、社会需求的工具,旨在培养适销对路的“经济人”、需求旺盛的消费者,抑或是塑造性能良好的被消费者,那么,这样的教育就是消费化的教育,实施这样的教育的学校就是消费化的学校,执行此种教育的教师就是被消费的教师。因为,教育迷失了它内在的价值追求,学校遗忘了它实施精神建构的本质内涵,教师丧失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核心要件。

  三、市场经济的功利性蛊惑了教师的世俗化

内蒙古快3  自古以来,教师就是文化的传递者、年轻一代的培育者以及开启人类心性的智者,并因此被冠以传道授业解惑的贤达圣人。孰不知,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奢靡之风,助长了教师人性中天然弥留的世俗化取向。从人的生存与社会发展的意义上来讲,追求功利本身并无不当,但值得警醒的是过犹不及的功利化所带来的极端后果。从语法学的角度而言,“化”这个字有彻头彻尾之意,潜隐着“狭隘”与“封闭”的意蕴。以此观之,所谓“功利化”则是指渲染着世俗心性的一味追求功效与实利、功名与利禄的狭隘的实用主义思想与封闭的唯利是图行为。如果说,在传统社会的道德规约下,人们的世俗思想与世俗行为还有所顾忌、有所掩饰的话,那么在当下市场逻辑无孔不入的消费社会,不少人已从内心挣脱了早前社会残留下来的羞耻之感,径直把投入产出的直接收益性、把短期利益的最大化、把不确定的感觉变成可控制的数字,全都误认其为实现人生价值、通达生活幸福的直线目标。因此可以说,世俗化思维已经打破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潜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似乎已成为一个不证自明、昭然若揭的常识性命题。本来,世俗化思维体现在物质资料的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等环节无可厚非。然而,当它强势卷入从事人类精神文化生产的文学、教育、艺术、影视等领域的时候,就未免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了。

  凭心而论,传承人类文明、实施精神建构的教育场域,一直以来都未能免受功利至上思想的牵引。回溯教育功利取向的源头,有论者认为,在中国最早要算汉代的察举制,只不过那时的教育在国家系统中地位并不显赫,加之对政治的附庸性、对经济的依赖性而未被人们给予关注罢了[7]。与此同时,这种功利化的源头,在西方要回到希腊古典时代。伊索克拉底(Isocrates)曾批评当时的哲学教育只是“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8],对日常生活毫无意义。近世以降,西方哲人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的格言“科学知识最有价值”,以及中国清代魏源的箴诫“师夷长技以制夷”、李鸿章的警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等无不折射出教育对国计民生、社会发展的功利作用。在西方的功利主义者看来,这些都是在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9]这一社会价值。然而,教育的功利取向一旦超出它的“公共善”阈限,演变成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的最大利益之时,无疑将会导致市场经济效用至上原则的泛滥,导致物质私利法则的支配,导致人的价值观的畸形发展。正如有论者所针砭的那样:“当教育领域里的功利主义也日渐扩张时,人也就被工具化或手段化了。”[7]

  当前,在市场经济逻辑的蛊惑之下,教育领域里功利主义的扩张,突出表现为教师的世俗化,即指教师从业过程中出现的过度追求功效、急功近利、短期效应的现象,它不断冲击与僭越道德伦理的红线[10]。首先,课堂逐渐变成了名利场。在应试教育备受推崇的时代,在教人求知的课堂上,由于受功利思想的驱使,一些教师逐渐形成了如下共识:狠抓学生、死抓试卷是实现实至名归的硬道理;表演作秀、有名有利的公开课是脱颖而出的快车道;课内留一手、课外捞一把是福利改善的好办法。如此“共识”已严重败坏了教师的职业形象。其次,教师做科研逐渐变成了走过场。教师即研究者是课程改革推行的创新理念,然而这一旨在促进他们成为反思性实践者的先进理念,却在“教师惯习”的消极拒斥中变得面目全非。正如有人参悟的那样,教师的生存之道在于:首先教学要能出成绩,其次要能上公开课,最后才是搞科研。事实上,这已成为一些教师毫不隐晦的心理共识与实践导向。更有甚者,在功利思想的席卷裹挟之下,教师的科研热情长期难以调动,他们从事研究的动力往往源于职称评审的压力,他们的科研课题往往重申报轻研究,由此产生了坊间流传的“三子”现象:申报时像疯子、实施中似傻子、结题时如骗子。此言虽是戏谑之辞,但也折射出一些教师做科研的功利心态。再者,教师的人际交往也产生了趋炎附势的现象。虽说任何人都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作为社会成员的教师当然不能与世隔绝、离群索居,他们必然要在日常生活中与学校领导、教师同行以及学生家长等进行交往互动。然而,在功利化思想的诱惑之下,教师中存在的唯官是从、文人相轻以及市侩作风等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显然,教师世俗化现象的恣意蔓延,已经偏离了教育作为“成人”志业的求真、向善、达美之追求,终将导致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声望腐化、形象矮化与精神倭化。

  参考文献:

  [1]许纪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2]章国锋.信息技术与德国“构成主义”学派的文化理论[G]//欧美文学论丛:第三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213.

  [3]马大康.新理性精神:文学的立身之本———兼论理性与感性生命的关系[J].东方丛刊,2004(1):166.

  [4]尹鸿.为人文精神守望: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导论[J].天津社会科学,1996(2):76.

  [5]陈立旭.市场逻辑与大众发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74.

  [6]金生紘.保卫教育的公共性[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7]张宏喜,徐士强.教育:跨越功利主义,复归人文关怀[J].当代教育论坛,2009(4):40-44.

  [8][英]培根.新工具[M].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8.

  [9]顾承卫,杨小明.为功利主义辩[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105.

  [10]李剑.教师功利化批判[J].当代教育科学,2011(3):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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